张居正：天下之事，难于法之必行-koko官网下载

■礼法之乡

正是因其“从现实出发”，他的法律思想没有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制定上。基于当时的治理结构，他还非常重视法律与道德的结合

位于湖北荆州张居正故居的张居正雕像。     视觉中国供图

□倪曼

从湖北省荆州高铁站出发，乘坐18路公交，在荆州古城站下车，再步行一段路，即可抵达张居正街2号。这是一座仿照明清风格的古建筑，门楼高耸，飞檐翘角。院落里，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两旁，花草树木错落有致。进前庭，能够谒见张居正像。一块石碑上刻着他的名言：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

乡试不中，恰因巡抚对他太过欣赏

张居正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1525年出生于湖广荆州卫的一个秀才家庭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他出生前，其曾祖父梦见一轮圆月落在水瓮中，随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，于是给他取了乳名“白圭”，希望他将来能够光宗耀祖。张居正自幼聪颖过人，5岁入学，7岁便能通六经大义，12岁考中秀才。他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赞赏，李士翱不仅鼓励他立大志，尽忠报国，还为他改名为“居正”，意为匡扶正义，期望他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

13岁这一年，张居正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，这次要是试中，便是举人了。但因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，张居正的这次乡试没有成功。顾璘是应天府上元县人，是当时有名的才子，和同县陈沂、王韦并称为“金陵三俊”。他认为13岁的孩子就中举人，以后会自满。实际上，当时张居正确实已意气风发，曾作诗《题竹》：“绿遍潇湘外，疏林玉露寒。凤毛丛劲节，直上尽头竿。”顾璘认为，张居正是一个大才，早些发达，原没有什么不可，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，等到老练了，将来的发展无可限量。

乡试结束后，张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。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他，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，竭力阻止。最后张居正落第孙山。但他对顾璘始终感激，因为顾璘绝非打压他，而是确实欣赏张居正。顾璘邀请他到家里吃饭，并鼓励他要有更远大的抱负，而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。张居正回忆说：“仆昔年十三，大司寇东桥顾公，时为敝省巡抚，一见即许以国士，呼为小友。每与藩、臬诸君言：‘此子将相才也’。一日留仆共饭，出其少子，今名峻者，指示之曰：‘此荆州张秀才也。他年当枢要，汝可往见之，必念其为故人子也。’仆自以童幼，岂敢妄意今日，然心感公之知，思以死报，中心藏之，未尝敢忘。”

3年后，张居正再应乡试。他中试举人。这一年他16岁。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。张居正到安陆进见，顾璘很高兴，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，说道：“古人都说大器晚成，这是为中才说法罢了。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才，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，竟耽误了你3年，这是我的错误了。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，要做伊尹，做颜渊，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。”

实际上，张居正的科举之路也确实并不顺遂。他16岁中举人，至19岁那年入京会试，再次落第。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：“吾昔童稚登科，冒窃盛名，妄谓屈宋班马，了不异人，区区一第，唾手可得，乃弃其本业，而驰骛古典。比及三年，新功未完，旧业已芜，令追忆当时所为，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。”

然而经过顾璘当年的“打击”，张居正早就坚强许多，他并没有气馁，而是“揣己量力，复寻前辙，昼作夜思，殚精毕力，幸而艺成”。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，22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，授庶吉士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此后，经过“挫折”的张居正似乎应了顾璘的话，最终竟然成为名动天下、影响时势的重要人物。

指出“症结”，议政之书却如泥牛入海

名义上，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，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。三年期满，称为散馆。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，例赐编修。作为一名翰林院编修，此时张居正领的还是一个清衔，没有实际的政务。他著有《论时政疏》，但未得到任何回应。这篇《论时政疏》里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，分别是“宗室”问题、人才问题、官僚问题、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。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《陈六事疏》就是在这篇《论时政疏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所以这篇文章的分量可想而知。

在这份《论时政疏》中，张居正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，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“宗室骄恣”“庶官瘝旷”“吏治因循”“边治因循”“边备未修”“财用大匮”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“血气壅阏”，并非无法救治。而所谓“血气壅阏”指的是世宗长期移居西苑，不理朝政，是夕与宦官宫妾为伍，致使上下不通、君臣道隔，政治处于瘫痪状态。所以，他认为世宗帝如再不励精图治，“广开献纳之明，亲近辅弼之佐”，使“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”，国家政治则将病入膏肓，虽有良医扁鹊也无可挽救。

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，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，给穆宗皇帝上《陈六事疏》，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。他以“省议论”“振纲纪”“重诏令”“核名实”“固邦本”“饬武备”为六大急务，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，“新天下之耳目，一天下之心志”。然而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。最终，张居正提出的救世良方均被束之高阁。

直到万历年间，张居正终于得以主持变法。这个阶段，晚明社会已面对多重危机。当时，明朝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包括官员腐败、土地兼并严重、税收制度不合理、国防空虚等。这些问题导致国家财政困难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，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，决心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命运。首先要做的，是整顿吏治。张居正推行了“考成法”，通过严格的考核和奖惩机制来整顿吏治。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定期汇报工作，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进行考核，成绩优秀的予以奖励，不合格的予以惩罚。这一措施有效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，减少了官员的腐败行为。

紧接着，张居正改革税收制度，推行了著名的“一条鞭法”，将原来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土地面积征税。这一改革简化了税制，减少了地方官员的贪污机会，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。此外，“一条鞭法”还允许用银两代替实物缴纳赋税，方便了百姓和政府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这段时间，张居正还出台了“给驿条例”，他整顿了驿传系统，重新规范了勘核的发放机关、发放范围、使用时限以及人数限制等。这一措施减少了驿传的使用频率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同时也打击了权贵对国家资源的无偿占用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使政令向下传达更无滞留，民情向上报告更为顺遂——恰是当年他写《论时政疏》的出发点和最初主张。

“法治无常，近民为要。古今势异，便俗为宜”

至晚年，张居正的形象充满了争议。尽管在政治上他以清廉著称，但私生活却逐渐奢侈。他不惜花费巨资定做了三十二人抬大轿，精美绝伦，轿内有客厅、卧室、厨房，还有金童玉女伺候。饮食上，他一餐百菜，尚嫌不足。晚年的张居正越发荒淫，不仅“贪吃”，而且“好色”。最终，他因病去世，年仅58岁。

从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脉络来看，张居正在“变法”，即“法律改革”方面的历史地位并不因这些争议而动摇。他的法律思想中最核心的一点是“法律必须以社会为基础”，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实际需求，而不是僵化不变。这一思想在《辛未会试程策》中有明确的表述：“法治无常，近民为要。古今势异，便俗为宜。”在他看来，法律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以适应社会的发展。

在这个基础上，张居正进一步提出了“法后王”的概念，即不仅要遵循前代的法律制度，还要根据当前的社会情况作出调整。他认为“后王”是指距离当前较近的前代帝王。张居正通过这种方式，将传统的法律思想与现实需求相结合，形成了独特的法律观。正是因其“从现实出发”，他的法律思想没有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制定上。基于当时的治理结构，他还非常重视法律与道德的结合。他认为法律应当体现道德原则，通过法律来引导社会风气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例如，他主持修订了《大明礼集》，强调礼法并重，通过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。

张居正的法律改革思想是多方面的，既有对传统法律制度的继承，又有对现实需求的适应。他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改善财政状况，整顿吏治，最终使明朝在最后一段时间内焕发了些许活力。张居正的法律改革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明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启示。这些贡献不应当因其晚年的争议而被无视。

观察张居正的施政举措，阅读他有关变法思想的文章，会发现他在“什么样的法”才能推进“法之必行”这件事情上下足了功夫。他知道在变法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使用高压，这使他的变法远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。毕竟，他自幼便不是一个一蹴而就、一蹶不振的“刚则易折”之人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）

责编：尹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