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北罗田山水间的礼法文化-koko官网下载

■ 礼法之乡

图为位于罗田县的王葆心故居。刘之杨 摄

礼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人们的惯常认知及人伦情感相契合，从而刻画了我们的是非观念，影响了法律的制定

□ 刘之杨

黄冈市罗田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，大别山南麓。虽是小城，但干净整洁、山清水秀，在酷暑时节仍令人心旷神怡。人们常讲“人杰地灵”，人与地往往互相成就。山水敦厚灵动，多能哺育人杰，而人杰敦风化俗，亦可造就山水。今日罗田之风土人情与其历史息息相关。历史上的罗田不仅是具有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，更是名人辈出的文化之乡。明代医圣万密斋、京剧创始人之一余三胜、晚清翰林周锡恩以及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等均出自罗田。而谈到法律文化，不妨说说王葆心的故事。

楚国以为宝

王葆心（1869-1944），字季芗，号晦堂，罗田县大河岸镇古楼冲村人。走进王葆心故居，一块块展板诉说着他的人生经历和卓越成就。早年在黄州经古书院求学期间，受院长周锡恩的教导和赏识，他考中秀才。此后又在张之洞的亲自面试下，入两湖书院学习。王葆心在两湖书院的5年中，深受张之洞的影响，也与张之洞结缘。其在《题张文襄公湖北观风手记稿跋》中回忆道：余有幸进入两湖书院学习，成为张之洞之最后一批弟子。当时张公教余作文宜从“博大平易处致力，则成就远大”，余深以为然，获益良多。迨学成之后，王葆心又成了张之洞的幕僚，先后撰写了多份有关湖北地方政务的文牍。

1922年，王葆心任湖北国史馆馆长，住在武昌黄土坡十五号（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城区中部阅马场附近），与日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、法学家董必武是邻居。王葆心是罗田人，董必武是红安人，二人同属黄冈老乡。且王、董二人先后就读于两湖书院，王氏稍长，两人又分属师兄弟。因此过从甚密，平日里经常讨论时政，切磋学术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1923年4月21日，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组织了“武汉游行”，提出“收回旅大”“抵制日货”“废止二十一条”等多项口号。作为国史馆馆长的王葆心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，受到了董必武的高度赞赏。

1944年，王葆心因劳累过度而与世长辞。董必武得知消息后，亲撰挽联：“楚国以为宝，今人失所师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氏墓茔时，董必武又将此联题写于茔门，以示旌表。

王葆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开展过多次田野调查，搜集了大量地方历史文化资料，并积极推动地方志的编纂工作。因而，今人多以其为方志大家、文史学者。然作为深谙儒家之道，急公好义，热心于地方事务的贤达，王葆心自然也留心于法律问题。其文集中存有《阳明以讲学息讼论》一文，读来发人深省，不仅可见其对息讼、礼与法的思考，对当前的法治建设亦有裨益。

听讼者必以士

王葆心的思考源于王阳明的故事。《传习录》中记载：某日，有一对父子争讼于王阳明案前，听完二人的陈述后，王阳明并未急着判定孰是孰非，而是不慌不忙地讲了一番话。不料话还没讲完，父子二人便抱头痛哭，对今日之争讼非常懊悔，不待判决，就自行离去了。

门人不解，向王阳明请教究竟对那父子二人说了什么。阳明答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说了段舜与其父瞽叟的故事，说舜是天下最不孝之人，而瞽叟乃天下最仁慈的父亲。门人听后更加困惑了，历来人们都认为舜乃至孝，即便其父瞽叟想要谋害他，他依然侍奉无违，怎么能说不孝呢？反倒是瞽叟，屡次想对儿子痛下杀手，又怎可谓慈父呢？王阳明解释道：正因为舜时刻将自己视为不孝之人，时时检讨自己还有哪方面没有做好，才能够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行为和品格，终成大孝之人。而瞽叟被舜感化，逐渐意识到由于后妻的缘故，自己对舜越发严苛，因而有所反思，最终变回一个慈父。

至此可以明白，那对争讼的父子其实是听懂了王阳明所说舜与瞽叟的故事，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和对方的不易，这才悔不当初，自行和解了。而王阳明解决纠纷的办法也与普通的司法官员不同，他没有直接运用法律，甚至没有通过事实和逻辑判别是非曲直，而是通过一个经典的故事，使那对父子反躬自省，重新体会天理人伦、父子之情，从而化解了争讼之心，修复了父子关系，也消弭了日后再起衅端的可能。

王葆心由此发挥，他认为听讼者必以士，即只有王阳明一类的儒士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纠纷。原因何在呢？王葆心指出，由士人来听讼，这是古已有之的做法，始于虞舜和大禹时期。当时中央层面的听讼者称为士师，地方层面的则称为乡士、遂士、县士等。

这固然是一种解释，问题是时过境迁，上古之法还可延用吗？岂不闻法家早就高唱“法与时转则治”，又何况王氏所处时代已去古两千余年了呢？王葆心对此解释道，这是因为百姓之生死、纪纲之张弛、民心之得失，“非明义理备道德之士不足以当之”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明晓礼义天理、具备道义德性之人，才能秉持纲纪以动人心，在人们心悦诚服的情况下，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，从而消除纷争。

王阳明便是如此，其本人深明父慈子孝之大义，遂能化导前来争讼之父子，使其自明是非。故可说，明礼义以化人心，人心化而纠纷止，这是“听讼者必以士”的根本原因。

礼乐兴则刑罚中

不过，话虽如此，但王阳明是不是个案呢？或者说，是不是一定要达到王阳明一般的境界修为，才能如其那样定分止争呢？王葆心不这么看。他举例说到，唐人韦景骏为桂乡令，有母子二人争讼于前。韦景骏闻后悲戚地对本案中的儿子说：“我自幼失孤，每见他人尽孝，总是颇为羡慕，兹恨上天没给我这份福气。如今你有幸奉养母亲，为何如此行事呢？”说罢授以《孝经》。母子大为感慨，冰释前嫌。

再如元人况逵在担任光泽县尹的时候，遇到一件兄弟二人互争田产案。况逵没有援引法律，而是亲自吟诵了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之诗，并为之详细解说了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的美德。兄弟二人听罢，深以争田为耻，感慨涕零，恳请谅解。此外，西汉的韩延寿、东汉的许荆都曾以类似的方法解决过纠纷。

这些例证说明，王阳明的故事并非个案，听讼者也并不需要达到王阳明的境界才能作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判决。这些听讼者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是因为他们都是通晓礼乐精神的君子，是故可以通过阐发礼义人伦来激发当事人改过迁善之念，从而息讼止争。

为何礼义有如此奇效呢？这与礼的意义有关。历代学者对礼的内涵从不同方面进行过阐述，虽然众说纷纭，但大概有一个基本的共识：礼是一套规范，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，并各自尽其义务，从而形成群体，发挥出群体的力量，也就是荀子所说的“明分使群”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，法律也规定了权利和义务，那么传统上儒家所说的“礼”和今人所说的“法”有什么不同？其实区别者甚多，较为关键的一点在于，法是一种具有外在强制性的规范，而礼则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且习以为常的规矩。由于这种自发性与习惯性，因而人们在遵守礼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被强制服从于某项规范。也正因如此，礼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人们的惯常认知及人伦情感相契合，从而刻画了我们的是非观念，影响了法律的制定。

“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”，是之谓也。而人们对司法裁判公正性、恰当性的判断也由此形成。一份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裁判，一定是合乎礼义的，也是合乎国人的人伦情感的。反过来讲，以合乎礼义的做法，激发人们心目中的情感道德，阐明人们在生活中所熟悉的是非善恶，才能使人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反躬自省，争心潜消，从而彻底化解纠纷。在此情况下，裁判才既是公正的，又是能够得到当事人认可的。

王葆心墓与王葆心故居相距不远，周围绿树成荫，鲜花娇艳，引得前来凭吊的人不禁回望墓主的所思所想，并在罗田这一方山水间，品读传统上的礼法文化。

（作者系湖北大学法学院讲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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